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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消费提升主要依赖于文化消费能力

来源:中国金州网 作者:admin 时间:2018-06-26 11: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文化消费的改善和提升。中国特色文化消费理论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急切需要,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研究》(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很好地契合了这种需要。该书从中国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文化消费发展的经验,准确界定了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的内涵,详细分析了中国文化消费的政策传导机制,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的路径。该书视角新颖、内容宏大,是近年来中国文化消费领域研究的一部佳作。具体而言,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共计销售2471.83万辆新车,其中中国品牌占比整体的43.88%,中国品牌乘用车在销量上正在逐渐拉近与合资品牌的距离,同时,“早搞自主研发,早好了”,“技术没换来,市场却丢了”的声音也愈发强烈。那么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合资这么多年来,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是否真的像舆论所说的一样赔了夫人又折兵呢?
  改革开放40年 合资助中国汽车快速成长
  ▼中国汽车企业在合资中吃亏了吗?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拉开了我国合资车企的大幕,1983年至今未见颓势。合资是合作,同时也充斥着博弈,在这过程中,很多层面上中方占了大便宜。首先是经济上的带动,几乎每个合资企业都是其所在地的纳税大户,以华晨宝马为例,在其去年发布的《2016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显示,2016年华晨宝马纳税额超过210亿元人民币,连续11年位列沈阳市纳税第一名。同时,华晨宝马还持续推进本土人才培养,截至2016年底,中国员工在管理岗位中所占比例达到了82%,同比增长5%。除了沈阳,包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它原来一片寂静的村庄,在引进合资企业后也变得非常繁华。
  改革开放40年 合资助中国汽车快速成长
  早期的合资企业是由海外品牌和我国国内大型汽车厂商共同成立的,而合资公司为本土汽车集团带来的财务收益也促成了我国汽车企业的上市。如今我国已经有包括上汽、广汽、东风、长安、华晨、一汽在内的多家汽车集团发行了股票,这些企业通过融资扩大了经营,增加了股东的资产流动性,同时也提升了管理水平。
  我国加入WTO之后,吸引了很多国际大公司,他们在中国建厂,选择与中国企业合资,对他们本国来讲意味着税收和就业岗位的流失,而受益的是我们。因此,合资模式带来的种种经济效益的利好已经十分显著。
  ▼ 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学到技术?
  合资企业是我国引入和学习技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整车技术还是发动机、变速箱技术,很大一部分都由此而来。早到夏利,近到吉利与沃尔沃,北汽与戴姆勒,合资合作后取得的成果已经不胜枚举,并且这些成果已经被逐步应用在本土品牌的汽车上,比如领克、北汽新能源、腾势等等,都是通过合资导入了最新的技术,如今无论在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市场都占有一定分量。那么在合资车型上我们有没有发言权呢?答案是有,而且很大。近年来,无数的“中国专属”、“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等标签在汽车领域盛行,华晨宝马1系三厢、上汽大众途昂、北京现代ix35、广汽本田冠道等就是最好的证明。往前追溯,奥迪A6的车身加长、丰田凯美瑞的外观设计等都是在中方设计和技术人员的建议下进行调整,二次研发而来。
  改革开放40年 合资助中国汽车快速成长
  做出一款车并不算难,难的是能否做出一款符合国际标准的车。在合资模式开启之前,包括现在还有一部分中国品牌还在做逆向研发。但合资教会了我们如何制定流程,如何制定标准,从做零部件到做整车生产,这些才使得我们如今敢于参加海外车展,敢于在欧洲发布品牌,敢于向世界公布研发成果的底气所在。
  ▼ 与国外品牌合资,人才培养出来了吗?
  学习技术引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方从最初的适当参与,到现在大型汽车集团已经基本掌握了整车研发等技术。通过合资,企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很多很多汽车集团在国内或是海外成立研发机构,其中的大部分研发人员来自合资企业。以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为例,它是由通用汽车(中国)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设计开发中心。截止2004年9月,泛亚共拥有816余名正式员工,800名为工程师、设计师及技师。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人员培养方式,泛亚的研发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大部分中方技术人员曾在通用汽车公司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设计、工程中心接受过专业培训;而来自海外的长期/短期工程专家为泛亚带来的不仅有全新的设计理念、技术,还有系统化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文化消费是涵盖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但从以往来看,我国学者一般都是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来研究文化消费,而该书则是专门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着重研究国人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化消费的提升问题。这一研究视角非常独特,却又非常符合现实需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包括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建设两个大的领域。文化消费虽与两个领域都相关,但主要还是一个文化产业的问题,文化消费的提升首要相关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以经济学视角研究文化消费提升,更有利于抓住文化消费的首要问题。由此,也就更有利于厘清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文化建设的活力。
  构建了一个新颖而又严谨的逻辑框架。理论研究的价值首先有赖于理论逻辑的新颖性和严谨性。为系统论述文化消费提升问题,该书构建了一个文化消费数量增加、文化消费质量提高、文化消费满意度提升“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框架,并运用翔实的数据阐述了这三方面的内容和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文化消费数量方面,研究了我国文化消费现状及其发展规律,考察了收入结构、社保制度、家庭特征、文化产业等因素对文化消费数量增长的影响,得出持久性收入、户主的文化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都与文化消费数量增长正相关的结论。在文化消费质量方面,该书构建了一个文化消费质量衡量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消费质量指数,基于这一指数,评价了中国各地区文化消费质量及其变动情况,并提出,文化消费质量的提升必须从消费者、文化企业、政府和文化市场四个方面共同发力,既要丰富文化企业的文化产品供给、增加政府文化领域的服务,又要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还要真正激活文化消费市场。文化消费满意度方面,该书探讨了文化消费满意度衡量的原则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衡量了中国整体以及各地区文化消费满意度的状况,最终提出,文化消费满意度的高低既直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相关,又与居民的文化消费体验有关,现阶段居民能够用于消费体验的时间及时间的弹性值得重点关注。这一逻辑框架既新颖又严谨,是学术界第一次从这种“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来分析文化消费提升问题,同时,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既有翔实的客观数据资料为基础,又创新性地建立了主观感受的衡量指标体系,将客观与主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
  系统阐述了从政策到实效的传导机制。文化消费提升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有效的理论支撑。毛中根教授的这一研究自然也有这样的目的,但该书不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而且系统阐述了从政策到实效的传导机制。其中分别阐述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规制政策、贸易政策等作用于文化消费领域的传导路径,并指出这些政策的传导都需要一定的传导中介才能作用于微观主体,从而最终达到文化消费提升的效果。所以,制定与文化消费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完整考虑整个传导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其中的中间环节。任何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都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进行传导,文化消费领域也是如此,对于这一传导机制的系统论述,可使政府在制定文化消费相关政策时更有科学性,从而使该书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更具现实价值。
  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进行了紧密结合。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也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有益经验。在文化消费提升领域,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数量、质量、满意度等方面都走在中国前面,这些国家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该书非常重视这一点,书中专门系统阐述了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文化消费提升的路径,总结了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指出这些国家文化消费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文化消费能力的提高、文化产品价格的下降、居民文化消费意愿的提升,以及加强专利保护、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等,并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这些经验的中国适用性进行了详细分析。